即使是執著於校方「一班一相機」愚民政策的我,果然也被一個新年假期大大撲熜了據理力爭的熱情,不難想像其他同學的情況。早前寫的一篇評論,現在才有機會張貼出來,恐怕也已經為時而晚。我害怕的不是不再能夠引起同學共嗚,而是反被同學當成滋事份子。
每年六四,總聽到有人一副愛理不理、甚至莫不關心的模樣,叫人不要再平反六四、無事生事,或者「死的都死了,平反又何用」大道理云云。這個現象絕對值得所有香港人探討一下,為什麼我們讀二千多年前的中國歷史的同時,發生僅僅二十餘年的六四事件卻被標籤為「生事」?這不是無中生有的事情啊各位兄弟,已知有百幾個學生的性命都在六四枉送了。時間之流固然可怕,能夠令人對世間事通通淡忘,可是真正可怕的是事實可被人類不停的無視及否定,逐漸變成虛構。
當然,我不是要以六四事件跟「一班一相機」政策類比--這種類比既誇張也不通--可是,兩者的本質卻大為一樣。由上星期四重新上課,直到今個星期一早會,學校依然對陸運會同學的抗議行為隻字不提。倘若我這種有心人再忍氣吞聲,同學分分鐘真的會遺忘有過這次權力剝削的存在;今年學校開了先例,然後下年陸運會以同樣或更不合理的手法捆綁同學,同學們便後悔莫及。可是,事隔已大半個月,倘若我忽然出聲,縱使是對所有同學的警醒,同學也可能不會領情;畢竟,一切好像已經過去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名副其實無計可施;相反,校方以不變應萬變,有如四兩撥千斤,輕而易舉便令我不得不收聲(起碼暫時),實醒目之舉。本來,我可以以校方在事件上不哼一聲--變相無視同學這一點上道其不是。然而,校方又不是完全沒有行動。實際上,負責老師岑老師及劉校長已經分別約見同學及學生會代表於未來幾日,一起討論有關事情。如此一來,在約見前的這段時間,校方便在有關言論上百毒不侵,有如穿了避彈衣一樣,因為學校已明確表達出,關於是次事件,校方重視,並且已著手跟進。
奈何這是攻守兼備的「拖字訣」。
首先,學校承諾了與同學會面相討,會面過程只有數個學生及學生會代表與校方進行討論,即使是學生會代表,也不等於說服了他就等於說服了學生會,更不等於說服了全校同學。原本整個「一班一相機」政策涉及的是全校學生的權益,理應如學期初「我和校長有個約會」一樣,與全校學生開放並公開地討論這件事,但整個會面過程卻只鎖定於數名學生身上,無論是學生代表與否,也說不通。學生代表只提供一個立場,以及大多數同學的意見,可是討論過程中,當校方道出新論點或見解的時候,每個學生都有他們自己的反應,以及隨之以來的新論據、新觀點。所以,說服一群代表,比起說服全校學生當然容易得多。校方深明此理,才以這樣的方式解決問題。校方有備而來,向來只打必勝仗。我相信,會面結果也必定徒然,而整件事就會不了了之。這就是帶有攻擊的「拖」
校方既然能見招拆招,自然我們等待這個會面的時間也沒有意義,就是校方帶有防守意味的「拖」。
那我們為何抗爭?為什麼?又為了什麼?這種見不平卻不能鳴(就是標籤效應,你還有印象的話),出聲等於收聲,究竟抗爭有何意義?
我們身處的世界上,一切看似安然無恙,國泰民安,乃源自背後所有不平被拭去、被消弭、被「和階」的事實。我抗爭,為了挽回我作為一個學生的尊嚴;我抗爭,為了警醒眾同學這個世界的醜陋;我抗爭,為了有人能跟我一起抗爭。這是一場「為什麼抗爭」,我們不是為了什麼而抗爭,而是為了更重要的事情抗爭;同時間,我們要知道我們為什麼要抗爭,時刻提醒自己為什麼,又為了什麼要抗爭。只要能將之銘記於心,時間不會是我們的敵人,也不會成為我們敵人的武器,這場抗爭自然能不戰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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